八 九学运
[编辑] 罢课潮爆发
4月20日凌晨，北大举行民主沙龙，学生总结历次学潮的失败在于没有统导，北大学生王丹宣 布废除原有听命于政府的北大学生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下设宣传、工农、纠察、联 络、理论、后勤等八个部，并宣布直至5月4日前，筹委会领导一切学运，并准备成立协调各校的“团结协会”。会议提倡“非暴力”、“不抵抗”抗争，以罢课争 取民主。[来源请求]这一天成为运动扩大的转折点。当日新华社首次发表提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社论，并在报道中指责“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然而文章不但未能令学运收敛，反而挑动学生不满，学潮蔓延至主要城市。《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当天，陕西出现自胡耀邦逝世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新城广场的群众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来源请求]，下午有学生翻过省政府办公楼前的铁栏，进入省 政府大院，停车场聚集1万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强行带走，激起群众不满，武警与群众对峙，但晚上6时刚好下雨，不少群众离开。[来源请求]
当日南京大学学生会门外亦有3000名学生游行至鼓楼广场，口号是“打倒官 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南京大学还有标语说：“流血不要紧，自由最可贵”、“用战斗迎接五四”、“北京冲击中南海，俺们咋办？”[来源请求]
4月21日，北大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在新华门被武警打伤，也有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当晚广场学生剧增至20万人。 由诗人北 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声援学生，但未获接收。全国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来源请求]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灵柩绕广场一周，与总理李鹏对 话，并要求官方媒体报道学生悼念活动。[24]， 都未获政府同意。
当日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中间一人举着一条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有工 作人员尝试扶起学生，有学生泪流满面，更多学生齐喊：“站起来！”。这一场面引起全国以至党外内的关注，有一些党员回顾事件时指，不少老党员经历过学运， 眼见学生下跪，领导人却不问不闻，心里感觉共产党怎会变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对象[25]。
[编辑]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举行，天安门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维持秩序，学生们在人民大会堂东侧按学校列队有秩序 静坐，不少学校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当广场上的喇叭宣布追悼会开始后，学生自动肃立，齐唱国歌，有学生流泪，气氛肃穆。追悼会下午结束后，学生虽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学生担心入夜出事，决定撤出广场，并“通电全 国，无限期罢课”。
西安、长沙出现后来被称为“四二二事件”的严重骚乱。据报晚上5时起，西安有人焚烧二辆汽轮和五间房 子，逃走时又有人在西华门、钟楼附近焚车和抢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门大举缉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学生占72人，西安初审164人后，释放了106人， 但大学生比例不详。长沙亦有20家商店被抢劫，96人被拘捕，当中3人为大学生。武汉大学生意图冲击省政府机关时，警察动用警械，数人受伤。
4月23日，赵紫阳未有依照田纪云等人的劝告，决定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以免外界揣测政局不稳，但他重申三点：一是追悼会已结束，坚决劝止学生游行，要马上复课；二是严 惩打砸抢行为；三是要疏导学生，开展多层次对话。[26]。
同日，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全国各高校倡议无限期罢课时，申明事 件焦点已由“悼念”变成“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报道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 人民的呼声”。日本共同社及日本《产经新闻》均不约而同指出，面对当前状况，政府可能会出动军 队，其中共同社电文称：“北京学生领袖已开始敦促工人罢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运动行列，将严重动摇中共领导，中共届时或会不惜犠牲党的权威予以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与中共领导层同意会晤，由15名学生代表会晤国 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但学生代表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会谈，对话流产。上海市委则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当中有文章批评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学生游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处留白抗议，引起海内外巨大回向，最后报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因处理事件的手法而获邓小平赏识，晋身中共领导层[27]。
[编辑] 四二六社论
事件扰酿至第十天，邓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员指游行已扩大至20个城市，坚信运动受极少数人操控，必须强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层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后，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来源请求]，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社 论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28][29]。这份社论引起极强烈回响。社论在4月25日发表首天，北大校园晚上反复播放其内容，一些学生骨干反应激烈，表示“要斗争到底”，一些学生对自己被列 为“反党集团”而感到害怕，并指政府很快会抓人，更多学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坚持最少要罢课至5 月4日。
在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与家长得悉社论后赶到往学校了解情况，该校党委副书记谢战原说：“不少同学都很震惊，觉得中 央定调太高，这与之前中央的宽容精神很不相称，学生们很难接受。学生认为这不是在搞动乱，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领导不管是什么人出来对话。”当 晚，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同的示威，抗议社论，其中以长春规模最大。当晚吉林大学等校约3000名学生涌到省委门前，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并 表明因为听到运动被定性为“动乱”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单位对此反应迥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学生召开记者会反驳“学生颠覆中共”的言论，并再度要求与李鹏对话、并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学生最后决定举行四二七大游行。由于四二六社论的严厉批评，学生害怕中共镇压故在游行前写下遗言。4月 27日，北京10万人上街示威[30]， 虽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并未强硬阻挠，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游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有说[31]中 南海接收国安、新华社、高校党组织共36份报告，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解决问题。其中各高校党委汇报指，问题被社论深化，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及学生 难以接受，批评社论令政府失去与学生对话的余地；有报告批评靠权威实现的安定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报告指：“为什么这次学生游行，从 教授、青年教师到干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话，共产党确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误；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对温和。4 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 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只会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过程中，中共尝试将“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划下界线，申明四二六社论只针对“一小撮人”，但学生对谁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词，纷纷要求推翻社 论内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 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会上，袁木承认“党风不正和 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但强调大多数“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他并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
然而在“定性”问题上，袁木重申立场，指运动背后被“长胡子的人”策划，“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些，他们要造成的 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现在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32]。
中共对袁木的对话大加赞扬，认为内容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学生的观感相当迥异。有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后举行更多直接对话，有学生 批指责袁 木回避实质问题。当时也有学生质疑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并非由“普选”产生，不具备代表性而拒绝参与对话。
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大代表王丹、 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对话像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 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兰州亦有数千名学生游行，要求与省长对话，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结束游行。武汉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
[编辑] 短暂的缓和
自4月30日起，学潮表面有所缓和，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约30%高校生已陆续复课。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与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话题包括学生关心的反贪问题，言谈间陈希同说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仅数百 元，不会参与贪污（然而六年后陈希同因为严重贪污而被开除党籍，后被判16年有期徒刑）[33]。5月1日劳动节当天，政府与学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再次提七 点要求，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惩处日前新华门殴打学生的人；反贪污、反腐败；并且尽快起草新的《新闻法》，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回大陆办报的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由全国政协出组成专家论证小组，检讨政府政策失误等[34][35]。
学生同时宣读《告香港同胞书》，申明这是一场民主爱国运动，旨在加快政改、反腐败、倡自由、对政府提合理意见，籍著建立完善社会制度，可加快祖国统一。“我们希望香港各界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团结起 来，把斗争进行到底。”[34][35]
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而游行，学生事前特别强调，游行口号必须排除反共口号。北京高自联则选出请愿代表，由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带领学生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信访部提交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 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 播，双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安全。当天，新华社罕有地刊载学生声明的全部内容[36]。
在声明中，学生特别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这份声明随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 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5月3日派出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反击学生言论。袁木在会上批评学生要求像“最后通牒”，无法接受，并指学生代表已然犯 法，政府必须追究。
袁木讲话内容包括：
一、政府与学生对话不能排除合法的学生组织；袁木在会上只承诺，当5月4日出现大游行时，政府将平心静气待之，但袁木却说，对于“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 施。”[37]袁 木的答复引起一些学生不满，但情绪似没有四二六社论发表后高涨。有学生认为袁木强硬态度，可能是政府要动手的警号，亦有学生不满政府不承认自治联合会、把 他们当成是“动乱之一小撮”，难以令人接受。
二，对话不应有先决条件，批评学生不仅想与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于政府之上，表现了学生“幼稚的冲动”；
三，请愿书带有威胁性质，“从请愿书中看出确实背后有人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的动乱……是极少数人在背后制造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 政治斗争。”何东昌期后亦指，4月22日三名学生“在封建的习惯下”跪求总理接请愿书，“非常担心他们背后有人”。
当天，高自联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明天是否去广场游行，在场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同一时间，广东一家向海外发行的 报章《亚太经济时报》在北京筹划一场新闻界研讨会，该会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运动的精神，刚好碰上学潮，会上议题集中在《世界经济导报》查封事 件，席间各人争论应否加入游行，最后会议拟定发起新闻界联署要求与主管新闻的中央领导对话，同时媒体员工可自愿参与学生，在五四当天一起游行[35][38]。
[编辑] 五四70周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5 月3日在中共举办的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该文章由鲍彤起草，经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审核，期间杨尚昆、李鹏、 乔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讲话中加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但赵紫阳认为目前气氛不宜加入该内容，事后赵紫阳亦因此讲话被指不听意见。显示▼赵紫阳五四讲话撮要[39]
人民日报当天在头版报道指：“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 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文章亦报道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指游行组织者宣布“5 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学生已复课，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仍有一半学生罢课，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 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 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 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编辑] 绝食潮开始
此后一周，学生与政府陷入僵持，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学 生担心这种定性会为学业和就业带来极大影响，而且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共不“秋后算帐”，各高校的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看待参加者也是未知数。5月13日，由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将学潮推上高峰。当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他们向全国发出绝 食书，引用了毛泽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等语录，笔调极富感情色彩。
当绝食学生濒危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多间医院乃至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 捐、抢救，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向应，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
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斡旋，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5 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与30余所高校学生对话，亦未果。
5月15日，学生发动北京大游行，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游行口号开始针对赵紫阳、李鹏和 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舆论逐渐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
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当日，苏联领 导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 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原定其在北京市区进行的活动取消。此事对于邓小平有根本性 的影响，认为学生行动实际影响了中国在共产主义盟友中的威信。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阎明复在学生前说：“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 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然而学生未有理会劝告。
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当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戈尔巴乔夫时，在大批记者面前说：
“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和常委会， 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 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他掌舵。”外界一直认为这番话触发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决裂。上述讲话发表后，北京学生开始打出针对邓小平的标语，例如“小平糊涂”、“老眼昏花少而无能”、“八 十五岁，尚能饭否”等等，而参加游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门的旗号，外交部、邮电部、国家体委、中宣部、国家教委、国中央、中央党校、求是杂志等等 单位，都有干部参加游行。
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五一七宣言》，进一步攻击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发动知识分子签 名。
[编辑] 赵紫阳下台
赵紫阳披露邓小平仍然为中共掌舵人后，邓小平成为外界抨击对象。5 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中召开会议，李鹏等常委把矛头指向赵紫阳，认为局势难以控制是他一手做成，并强烈要求采取果断措施，终止学潮。有 说法[40]指 赵紫阳当晚以“不能认同大多数常委意见”为由，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
翌日清晨，赵紫阳、李鹏等人前往医院探望因绝食学生后，赵紫阳当即撰写辞职信，内容说“我对小平同志和常委会议作出的关于 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方针，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我原来的意见。为此，我请求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信件送交杨尚昆，杨尚昆把信件扣下，并劝赵紫阳顾全大局，收回请辞。[40]同 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会晤50分钟，双方态度强硬，不欢而散。
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突然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账， “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赵紫阳讲话后向在场学生鞠躬，学生们十分感动，或鼓掌、或哭泣，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亦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 次公开露面[41]。
5月19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党政军部大会，由电视现场直播，李鹏强调政府必须迅速扭转乱局，呼吁党政军各级干部 紧急动员，并宣布调动解放军进驻北京市郊。此时外界已注意到，赵紫阳及胡启立并未列席，断言赵已失势。
[编辑] 颁布戒严令
赵紫阳夜会学生约5个小时后，北京戒严令正式下达。5 月20日早上10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在 电视上颁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令，军队开往天安门，学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 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29]。[来源请求]戒严令说[42]：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戒严令，由市长陈希同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列明北京市市区的戒严范围，期间禁止游行、请愿、罢 课、罢工，同时禁止境外记者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场、企业、街道等单位采访，市内多处摆设交通路障。
戒严期间，广场上仍有逾十万民众聚集，媒体采访工作并未停止。当时市郊有零星流血冲突，但军队严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冲突并不严重，也 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泪，一些显得不知所措，事后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43]。
5月21日，由于北京开始戒严，赵紫阳失势，形势向非常不利于学生运动的方向发展。北大自治会开会决定除了继续派学 生阻挡各个地方的军车外，北大自治会决定推动学生撤离广场计划，第一步先让北高联撤回北大总部，进行改组发展，由当时北大自治会主席杨涛，北大自治会秘书 长王有才等人与北京九个常委院校的常委沟通，特别是与王超华、郑旭光等人沟通，说服他们撤离广场。另一方面由谢健（北大国际政治系）推荐北大自治会副主席 常劲（北大地球物理学系）作为北高联的秘书长人选参与改组竞选北高联秘书长，由于常劲认为北高联改组发展不容易，常劲推辞这个建议，然后谢健推荐北大自治 会秘书长王有才（北大物理学系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代培研究生）作为北高联秘书长人选去参与改组竞选，王有才开始也不愿同意，但王有才也是支持学生撤离广 场的人之一，后来勉强同意去参与竞选改组北高联秘书长。为了增加北大自治会推荐的人选在竞争北高联秘书长的可能性以及未来可能的北高联秘书长在北大自治会 的影响力，会议选举通过王有才为北大自治会副主席、并选举马学理为北大自治会秘书长。当时北大自治会另一个负责北大自治会财务和后勤事宜的副主席是蔡健 （北大化学系）。常劲负责北大自治会的组织部事宜。当时王有才并参与负责宣传事宜。宣传部长杨国忠，财务部长刘蓉，纠察队总队长赵体国、彭嵘，外联部长李 海等等。
5月21日，香港民众发起自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成立支联会发起筹款，数以百万的捐款送到支联会的户口。
此时政府与示威者展开最后的拉锯。5 月21日，军方派出直升机来回到广场上空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44]。
5月23日，北京亦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参入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44]。 余志坚，26岁，浏阳市中学教师。喻东岳，22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记者。鲁德成，26岁，汽车公司司机。 余喻鲁在天安门城楼拉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大型横幅。下午2时40分，余志坚、喻东岳及鲁德成将预先准备好的颜 料鸡蛋砸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这3人因此被人权团体称为“天安门三君子”。在广场的学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无意推翻共产党统治，因此他们将 3人送交北京公安局。他们三人最后被判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分别判处无期、20年、16年徒刑。1989年冬，余喻鲁被押回原籍湖南，在衡阳 监狱服刑。喻东岳在狱中遭关押人士殴打酷刑，精神失常。2006年，喻东岳坐牢16年9个月后获释。鲁德成在1998年假释出狱。2004年，获得加拿大 政治庇护。余志坚在2000年获释[45]。
5月23日，晚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北高联）由广场迁回北大总部进行改组整顿发展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 派出常委杨涛、清华大学派出常委周锋锁、中国人民大学派出常委致远（真名马少华）、中国政法大学派出常委张志清、北京师范大学派出常委梁二（真名梁擎墩）、中央民族学院派出常委王正云、北京航天航空学院派出常委郑旭光、北京东郊九所院校的北京经济学院派出常委翟伟民、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派出常委王超华，秘书长王治新以及由北大自治会推荐秘书长人选王有才等人。会议由九个常 委院校的常委表决，以５：４票决定王有才任秘书长。会议决定扩建秘书处。建立北高联的各个部委班子。中国人民大学的陆明霞任财务部长，王有才推荐北高联财 务部副部长人选，获得常委表决通过，并设法成立《财务执行委员会》和《财务监察委员会》。北大自治会在会上通报了北大自治会今后减少对广场的经济支持的决 定，会议讨论了今后北高联减少对广场的经济支持的决定。并由各个常委出面，向本高校与相关院校传达会议决议情况，通过各个方面努力推动学生撤离广场计划。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 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无一人死亡[44]。
5月25日，广场上盛传赵紫阳被指控带领反党，同时胡启立、阎明复、鲍彤、温家宝、杜润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级党政干部，据说被点名指为“反党集团成员”，同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公开接见外国驻华大使，显示他仍然掌权。
此时身处美、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取态备受关注。他在学运时正好出访多伦多，他当时说：“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 秩序的稳定。”[44]正 因为这一说法，外界当时期望他能以中国宪法上最高机关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严令、恢复赵紫阳的职务，但万里提早结束对外访问，5月25日凌晨经上海返回， 期后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上海治疗，并没有回北京召开会议。
5月25日当天的北高联常务会议决议于5 月28日发起“全球华人大游行”活动设法让广场学生撤回各个高校，会议决定由北高联常委杨涛任总指挥、郑旭光、周峰锁任副总指挥。北高联秘书长王 有才主持会议。会议决议由北高联秘书处发出，由北高联各高校配合行动。
5月26日，新华社发放消息，中共元老陈云主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刘澜涛、杨得志、萧克、陆定一、姬鹏飞、耿飙、黄镇、宋时轮等人，会议通过“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决议”。其后徐向前、聂荣臻表示戒严部队不会对付学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 亦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李先念称，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44]。
5月28日 由北高联发起的“全球华人大游行活动”结束之后，主要由于广场指挥部特别是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总指挥柴玲的原因，广场上的学生没有全部撤下来。
5月29日,当日，北高联实行常委轮值主席制度，北高联通过会议决议，由北高联常委杨涛、郑旭光等人从北高联财务部 和北大自治会财务部领取特别费用成立特别纠察队，制作特别标志，由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组建专门纠察队，设法在6月上旬组织一个全市学生游行，将学生撤离广 场。专门纠察队主要是为了控制李录。
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引起天安门管理处不满，指该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学生做法损害国家尊严[44]。
6月1日 晚上，刘刚以 及外高联的一些人来到北大，要求成立“全国高联”，因北高联、北大自治会大多数人的反对，未果。
[编辑] 广场上矛盾
[来源请求]，分别是：吾尔开希、王丹、柴玲。[来源请求]，两派同时主张撤退；只有柴玲一派主张留守。在局势日趋紧张下，学生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显。[来源请求]在“撤退”和“留守”问题上，高校学生联会秘书 长王有才认为静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张尽快先撤回学校，再谋行动，但柴玲等 人则认为必须留守，并指控主张撤退的人为“投降派”。当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入北京时，不同派别的学生争相抢夺这批学生[46]， 而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学生广播站，也成为占据的对象。学生领袖封从德（柴玲当时的丈夫，学联高级领导人之一）说：“大大小小的‘政变’，每 天总得二、三次。”[47]在 学生眼中，谁掌管握广播中心，就等于掌握了广场上的控制权[48]， 广场上不时传出学生高呼“审判柴玲”等口号。
就在三方僵持不下之际，香港演艺界5 月27日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筹得逾千万元捐款，物资陆续运抵北京，为当时已现疲态的学运注入一支强心针。然而学 生的矛盾并未平息。6月1日，柴玲及封从德指有学生在广场上意图绑架他们[47]， 并公开点名几位学生参与绑架；有被点名的学生在电视上强烈否认指控，并在媒体上公开批评有人侵吞捐款[48]。 一位从山东到北京声援的学生说，他之前怀着热情来到北京，但天安门广场已经变成外地学生栖身之所，广场卫生恶劣，静坐徒具形式[49]。
直到6月初，除了北大、清华、师大、人大之外，北京大部分院校已复课。[49]翌 日，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的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张撤离的知名人士宣布在天安门绝食72小时，吁学生和政府重新开展和平对话[44]。刘晓波事后指，他们是为了劝退学生才加入绝食，希望令自己在学生之间拥有发言权，料不到这反而坚定了学生的决心；当面对 学生高涨的掌声时，他们也觉得心情兴奋，把原先的理智抛诸脑后[48]。
来源：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5%AD%E5%9B%9B
博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