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中国的深远影响
[编辑] 事件定性
中国大陆政府对事件的评价从“动乱”演变成“暴乱”,随后又降为“风 波”。其中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六四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为“严 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十余年来党政领导人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 平反问题的质询,但并未正面评价当时的措施。事件被中国大陆政府刻意淡化,至今仍严格限制有关六四的议论,对死难者家属的私人悼念活动也进行干预,每年6月4日前后天安门广场亦会加派警力。[120]。2005年赵紫阳逝世时,官方新闻稿也没有触及“六四”二字,只说赵犯了政治过失。至今六四事件仍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禁忌。
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纸《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人民网也有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简要描述。[121] 另外,在中国大陆[来源请求]的政治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书中,对于此次 事件也有较为简略的叙述[122]。
[编辑]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是民间不满官方对六四事件的评价而作出的要求。自事件发生以后,此呼声一直存在,周年时尤甚明显。而于2002年6月,当时为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曾谓六四不平反,则没条件谈两岸统一;文化局长龙应台则表示,六四不只影响中国的命运,还有世界秩序的重建。[123]至 于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运的组织—“天安门母亲”就要求中共彻查事件真相、正面评价八九民运、释放被囚民运 人士、就事件负上责任、向公众道歉、向死者家属及伤者赔偿等。[124][编辑] 经济改革
1989年中国已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满十年,外界关注六四后中国会否收紧经改步伐,当时李鹏主张把每年增长压缩在6%,32名资深党员更建议取消所有经济特区,但邓小平指:“意识形态取代不了米。”1992年邓 小平到深圳、广东、珠海及长江三角州一带“南巡”,表明继续维持改革的方向,并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南巡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了最高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他亦把胡耀邦 和赵紫阳下台的原因,归究在“政治犯错”,而非他们加速经济成长的方法。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大致保持经济开放、政治保守的格局。
[编辑] 意识形态控制
在加速经改的同时,邓小平开始调整中国的意识形态,扭转倾倒西方民主的思潮。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化,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自此“走向富裕”成为六四后最显著的思潮,“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压倒一切的方针。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亦得到政府的支持。1993年中 国申办2000年奥运,期望在这个具象征意义的年份展现新 中国的气象,加强国人的自豪感,随着北京败于悉尼,[来源请求]美、日等国政府一直声称中国鼓吹民间的反美、反 日情绪,让国内不满情绪透过民族主义宣泄;中国一直否认有关指控,但在六四后,民间于千禧年前后出现的最大游行,分别针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 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国际议题。
原先使用的中国大陆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没有描述六四。北京学者陈子明翻阅了自己儿子的高中历史课本,发现这段历史已经消失了:“从82年的立 宪,又讲了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再下来就一下跳到1998年的村民村委会组织法。”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完全违背了司马迁所开创的修史传统。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丁子霖认为,“教育家和历史学家这 样描述记录历史,误导下一代,无疑是一种犯罪。无论搞教育的人来说,还是搞历史的,从事历史专业的人来说,真的,这都是一种犯罪。日本人杀害了很多中国 人,应忏悔。但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同胞的残害,北京大屠杀,六四大屠杀,又是20年一贯制地掩盖真相。这是犯罪,政客在犯罪,这么多搞教育的人,搞历史的 人,为了同当局保持一致,太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是对历史的一种犯罪。”[125]
现行的中国大陆一些修订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文字中简要提到了六四,没有进行详细的描述,“1989年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有人对改革开放存有疑 问,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信心不足,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126]。 在实际教学中,历史教师对此会进行讲解和补充,但程度不一。
[编辑] 政治演变
民主运动,反腐败,反官倒的运动被镇压,共产党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做出改正。六四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 及党内裙带关系,随后2年实行不同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其后有关建议于9月生效);禁 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尽管这些措施有一定成效,但有看法认为这类措施因为是共产党自己设定,自己监督,所以根本就 没有办法做到公正。在中小城市,政府部门公车私用,购买昂贵进口轿车的现象仍然严重。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多名中国贪官逍遥法外。近年来,也有很多贪官 污吏在任职期间利用权力之便,将自己的家属移民到美加澳等国,取得国籍。随后将自己的贪污赃款以家属合法收入或以海外投资等方式,转移国外。这些官员一旦 觉得自己的贪污行为就将败露,就会以投亲名义(有的官员甚至在任职时就取得了海外居住权),逃亡海外,逍遥法外。相关内容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贪污案件。1992年人大会议讨论长江三峡工程,虽然方案得到李鹏及多名老干部支持,但2588名人大会议成员投票时,赞成票仅得68.27%,共1767票,有 177投反对票,644人投废票,数人甚至弃权,这一情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立国后所仅见。同样地,人民过去选举地方干部时,大多依从中央指定的 候选人,但有几个地方却自行选出更受民众欢迎的代表。少数农村开始实行由村民选举领导人的方法。2001年2月14日,辽宁沈阳人民代表大会否决了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的2000年工作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然而,即使到今天,政府的管制仍然严格,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编辑] 言论和 行为管制
在大部分情况下,媒体不得刊载六四内容,六四后有北京市民曾公开接受西方媒体采访,谴责军队屠城,中央电视台辑录了该片段,并呼吁全国寻找这名反动 份子,该市民最终被捕并判刑。大部分民众在事后保持沉默,不愿发表对六四的任何意见[48]。 许多中国80后的年轻人不知道有此事的发生,一些人甚至因文章中出现“六”“四”或“6”“4”等相关数字而受 到牵连[127]。谷歌、雅虎等 海外网站的中国版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屏蔽一切有关六四及其他政治敏感的网页。2007年6月4日,《成都晚报》的一个年轻女职员因未了解六四事件的相关历史,当有人要刊登“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并且 告诉她是一个矿难。她就批准刊登了。结果导致一名副总编辑,二名编辑,和《成都晚报》广告部四名职工全部被解雇。[128];2008 年的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被CCTV描述为香港市民悼念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129][130];2008 年7月24日《新京报》刊登了一张六四事件照片遭下令在市面全面回收。[131]
在严格的媒体管制下,中国政府一直宣传六四事件是外国势力混入学运,意图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外国势力”借助民众热情,配合中国一些政治人物, 以图利用学生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苏联解体后,部分民众也认为如果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会像苏联般瓦解。国内也有一定数量 的声音认同“稳定压倒一切”,批评激进的学生只会令社会不稳。[132]当 论述中偏离这一观点时,言论一般会受到封杀。
然而多年来不断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六四的看法。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蒋彦永因为在2004年上书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133][134]
2009年,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同时又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庆祝仪式,“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异议人士的控制”[135]。
[编辑] 群众运动
六四后中国调整了一系列应付群众运动的措施,89年后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事件绝迹。江泽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 说的‘吃一堑,长一智’。”他指防暴应由警察负责,而非军队,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橡胶子弹等非致命武器。1999 年,北约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北京出现自六四后最大的示威,政府沿路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并未有拦阻示威人流;2005年北京反日示威上,政府亦依这一方针处理。中国官 方称这些游行为爱国主义[136][137], 外界质疑这是中国政府在将矛头转以民族主义表达。[138]
但迄今,中国大陆仍未解除对示威的限制,全国各地屡有发生“群体性事件”,少数酿成严重的冲突,但大部分事件都没有报道,少数被曝光的则受到各级政府的限制及诱导式的报道, 例如以“不明真相的群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等用语予以概括,有大量失实成分。但近年来由于社会舆论尤其是互联网舆论的发展,一些示威开始得到了大量报道,例如“石首事件”。迄今为止,并未有如六四事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的示 威事件。
[编辑] 香港的反应
- 移民潮
- 政治对立
- 原本倾向中国政府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在六四后与政府分道扬镳,埋下香港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其中包括香港主要政党之一香港民主同盟(港 同盟,民主党前身之一)于过程中诞生,而过去一直强烈支持中国政府的知名人士如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亦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士,而查良镛(金庸) 则在1996年成为筹委会成员。
- 民潮转向对立
- 民众运动
- 当时香港民间发起了三次超过一百万香港市民参与的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六四游行,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政治活动,透过游行示威争取权益在香港 普及起来,每年都出现大大小小的游行。其中较显著的包括2003年7 月1日的香港七一游行。每年支联会亦会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 教科书淡化历史
- 1994年,香港前教育署长黄星华,建议出版社不要把“六四事件”编入历史课本。书面声明称:“教育署与有关的出版商会晤后,出版商亦同意教育署 的看法,认为发生于20年内,特别是尚未有足够的时间,待有关事件获得客观的分析、鉴定和评估,才能落实,相隔20年的时间应是一个合理的界限。”多年 来,会考也没有出过六四试题。2009年,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张文光查阅4本9月新学年实施的新高中学制的新历史课本。发现教科书都淡化当年中国政府的血腥 镇压及暴力。将当时的责任归咎于在天安门广场学生,称政府做法是无可奈何。也没有描述军队出动坦克,枪械,进行镇压的经过。只采用“清场”或“武力干预” 的词语。[139]
- 行政长官论调
- 2009年5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回答立法会议员对于平反六四的要求时指,六四事件发生已有20年,国家 发展为香港带来繁荣稳定,香港人对国家的发展有客观的评价;他自己的意见就是代表香港人的整体意见,而香港人的意见亦会影响到他的意见,他声称自己感觉到 香港人是有这样看法。议员补充追问:“是否经济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认杀人呢?香港为了分享利益,是否就应该埋没良心呢?”曾荫权说:“我的意见是代表香港 人整体意见。”曾荫权的言论在香港各界更引起极大的回响,大多数市民都认为曾无权代表全香港的市民。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更宣称曾荫权强奸民意,要求曾荫权收回言论,但当时曾荫权坚持他的意见是正确。言论引起泛民主派议员不满并离场抗 议。其后曾荫权承认自己用词不当,并向全港市民道歉。[140]
[编辑] 不同看法
2009年,广东副省长在会见香港立法会考察团时拒绝回答六四问题。同年5月19日,中国大陆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 看法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措辞谨慎地答道:“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风波和所有有关问题,我们党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改革开 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事实证明,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人民 的心声。”[141]香 港立法会议员大胆的批评政府的官方说法,指她“有钱便可杀人”。[来源请求][编辑] 二十年后
中国大陆在经历了“六四”二十年后,当年提出的民主化改革有进步,但仍是一党专政,基层尚没有实行民主选举,中国经济大幅增长,但部份工人与农民的 利益受到了地方政府及财团的侵害,部分地方政府与财团相互勾结。贪污较为频繁,中央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足以使所有人民满意。香港特首曾荫权与亲建制派认为香港人应该忘记“六四”,香港泛民主派则坚持“毋忘六四”。民间则有不同看法,多数人则不同意忘记“六 四”,但不应太过执著于此事。由于教育部门淡化六四事件,香港新一代对此认识不深[142]。
根据香港电视于六四前的多个新闻纪录片,很多学生领袖都表示,他们在当年“支持中国共产党、支持社会主义”,因为热爱共产党才发动学生运动,最后却 被污蔑为“反社会主义、反中国共产党”,而感到无奈。现在他们都很渴望回国,但即使回到国内也仍会坚持发展中国的民主[143]。
但一些被访问到的知识分子的指,中国共产党因为要杀人灭口,而被迫逃亡。许多参与学运的工人,都被驱逐出境,至今无法回国[143]。[来源请求]大陆城市没有抗议示威活动出现,[来源请求]但是早于清明节,广州已有部分受监视之人士,进行了私人式的纪念聚会。部分大陆博客服务商拒绝用家上载名称中带有64、 89的图片文件[144][143]。 同时某些网站(如人人网)对64、20等与六四二十周年相关的数字进行临时屏蔽。同日晚上,香港如 常于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维园六个足球场、旁边草地以及篮球场坐满了参加者。支 联会表示有15万人参与,但政府则称有62,800人[143]。
来源: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5%AD%E5%9B%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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